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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学论坛报专访眼科主任胡运韬:指尖上的光明——30位中国眼科医生的故事节选
发布日期:2018-10-26 阅读次数:

  新闻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iYjJCS0wwD6iVfaylDpbUA

  发布时间:2018-10-23

  作者:胡运韬口述,尹晗、李方华采写

  “不要怕冒一点风险” “不要怕犯错误”,在邓小平的号召下,身边的很多朋友纷纷下海淘金、一夜暴富,而我的工资却一直只有一、二百元。

  在实验的紧张时刻,我就吃住在实验室,整天与猪为伍,以至于被人们笑称为“猪倌”。

  Mark在一次学术会议期间把我叫到洛杉矶,让我和那几位访问学者“较量”了一把。我们每个人完成10只大鼠的视网膜干细胞移植,然后摘除眼球,以组织切片判断手术效果。结果高下立判。Mark在项目会上说:“这个实验的手术就中国的Dr.Hu做,别人不要做了!”

  ——《指尖上的光明》

  医者无疆

  人生是一个不断选择的过程。在人生的旅途上,每个人都会遇到很多岔路口,对每一条道路的选择有时是主动的,有时是被动的,也有时是懵懂的误打误撞。当有一天我们回望自己的人生轨迹时,可能多少都会感到一些命运的蹊跷与神秘,甚至产生宿命感。

  我的父亲是一名军人,母亲是航空工程师,所以在我的少年时代,既有对军人的崇敬,也有对神秘自然的向往。成为一名军人自然是我年幼时的梦想,但科学家在我心中一直是一个神圣的称呼,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也触动过我长大后研究地球物理的神经。不过,最后报考军医大学成为了我人生的第一次选择,军医自然是军人,同时医学也蕴含着生命的无数奥秘,令人神往。

  从1983年骄傲地成为第二军医大学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六年制临床医学生的风华正茂,到2012年从美国博士后学成归来,已是鬓角初显银丝。回首从医的29年匆匆岁月,我的成长之路与别人相比似乎格外的曲折漫长。但细细想来,每一个十字路口的抉择,都是听从了内心最真实的呼唤。

  心灵的声音

  我就读的是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海军医学系,1989年毕业时被分配到了北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我最初的梦想是做一名骨科医生,然而却在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李萍教授的一封推荐信帮助下机缘巧合地进入了眼科。

  人生的机会是无限的,但现实让我们只能做出有限的选择。当我终于成为一名住院医生的时候,忽然发现呈现在自己面前的道路竟一望无际。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成为一名像样的医生,才能够游刃有余地救治患者,才能够主刀一台像样的手术,什么时候才能成为传道授业的医学专家。而与此同时,20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正在大踏步地走在改革开放的路上。“不要怕冒一点风险” “不要怕犯错误”,在邓小平的号召下,身边的很多朋友纷纷下海淘金、一夜暴富,而我的工资却一直只有一、二百元。有朋友戏言:咱们拿个毛巾到河边去给人擦车吧,擦一辆车收费十元,就算一天只擦十辆车,也比你在医院挣的多得多!的确,在那个年代“下海经商”的念头时常会浮现,身边具有诱惑的召唤也不绝于耳。曾经有朋友邀我去南方创业,也有人鼓动我自己做生意。然而在经过反复的思索和自问后,内心的声音告诉我:我还是喜欢医学这个专业,医学既有科学的深奥,又有济世救人之功德,我喜欢探索科学的奥秘,也更愿意为病患解除疾苦,我不能在医学的道路上半途而废。

  1993年,也就是本科毕业4年后,我报考了北医三院的眼科学硕士。因为临床工作的繁忙,我仅复习了一周时间,最终以3分之差落榜。现实给我上了一课,但我却并不后悔,毕竟在那段时间我锻炼了临床技能,打下了坚实的临床基础。当时刘蔼年主任亲自给我量身制定了训练计划,我白天管病人、上手术,晚上读书、做科研,科里人员紧张时,我曾一人管18张病床,连续值夜班,几乎以病房为家,一度曾累到咯血,只为了心中那个“成为一名好医生”的梦想。那个年代,身边的人或者下海,或者出国,我感觉自己仿佛被时代甩在了后面,难免心中起急。但军人必须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按照单位安排,只有等到1996年,我才能有再次考研的机会。幸运的是,这次我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解放军总医院的眼科研究生,并有幸成为我国著名视网膜外科专家马志中教授的学生。

  三年的硕士学习紧张而丰富,一年理论课,一年临床训练,一年科研。在临床学习期间,为了能多参加和观摩手术,经常在手术室一待就是一天。白天参加常规手术,晚上除了加班写病历外,还经常参加夜里的急诊或角膜移植手术。

  我的硕士毕业课题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项目,即设计一个视网膜静脉微穿刺装置,实现视网膜静脉穿刺并把溶栓剂注射到视网膜静脉内达到治疗视网膜静脉阻塞的目的。这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当时国际上尚无人实现该技术。视网膜静脉的直径只有100~200微米(大概头发丝那么粗),要给这么微细的血管穿刺注药,必须要设计出控制精度在微米级别的微操作器。这个项目既有复杂的机电设计,又要建立视网膜静脉阻塞动物模型,实施玻璃体手术实现视网膜静脉穿刺溶栓。此外,在实验研究过程中还要完成动物的眼底血管造影和组织病理学观察。这是一个“医工结合”的题目,其难度之大以致被有的教授当成博士课题。幸运的是,这个项目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这是在马志中教授指导下我写的第一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标书,这对我科研思路的培训帮助巨大。在课题研究过程中,我下车间,与工程师和工人师傅打成一片,甚至自己画机械图上车床,其中得到了北京量具刃具厂薛连璋工程师、北京理工大学杨大勇博士和陈广飞博士的大力帮助。

  实验动物是小型猪,我的实验是整天和猪“在一起”,给猪眼做玻璃体手术、做眼底血管造影,但这个过程给我的临床操作打下了基本功。从动物模型制备到实验手术和组织学观察,从机械制图和电路设计到仪器加工组装,这所有的工作靠我一个人是无法完成的,刘铁城、姜彩辉、张鲲、黄丽杰、王常观、张晓丽、范建国等解放军总医院的很多人都给了我无私的帮助,我的导师马志中教授也是悉心指导,亲自上阵动物实验。硕士学习期间,我没有为了赶毕业而降低科研论文的难度,因为我必须要做出实验结果来!因此我的硕士学位比别人晚拿了半年。即使在临近毕业的紧要关头,我也在为了做出实验结果兢兢业业地埋头在实验室。在实验的紧张时刻,我就吃住在实验室,整天与猪为伍,以至于被人们笑称为“猪倌”。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成功了!实现了视网膜静脉穿刺注药这个高难度技术,毕业论文得到了很高的评价,研究结果获得了全国眼科大会优秀论文二等奖!同时,在那些实验动物的“无私奉献”下,我的玻璃体手术技术也打下了坚实基础。

  3年的硕士学习经历锤炼了我的探索精神,也培养了我独立思考和阅读的习惯。解放军总医院对面的军事医学图书馆是我最常去的地方,因为书籍能够提供给我们系统的知识,这是现今互联网的碎片化学习所替代不了的。

  硕士毕业后,我回到海军总医院,逐步开展玻璃体视网膜手术。从猪眼实验到人眼实战,中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其中得到了老师马志中教授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他对疾病病理的认识以及对手术设计的哲学思辨,深深地影响着我,常常给我莫大的启迪,使我的临床经验也日臻成熟。

  马老师常说一句话:是雄鹰就要飞翔。2000年,我终于开始飞翔了。

  “飞刀”走天涯,这对外科医生是另外一种历练,是对医生的心理素质、应变能力和临床学识与经验的全面考验。记得初次外出为一名孔源性视网膜脱离患者会诊,在选择巩膜扣带术还是玻璃体切除术式时,我征求当地医生的意见,他却说:“你是专家,听你的”。我猛然意识到自己位置不一样了,这就是我要面对和承担的一切,这里没有老师可以求助,没有上级医生可以商量。要知深浅,知进退,对自己,更要对病人负责。一个能“飞”出去会诊的医生,不但要有全面的手术技术,还必须具备丰富的经验和渊博的知识,因为你可能遇到各种疑难杂症,也可能遭遇各种设备不齐整时的技术挑战。

  2004年,我的职业生涯再次进入瓶颈期。那时的我已是有10年资历的老主治医,却一直没有晋升高级职称的机会。我再次面临选择:要么到其他医院晋升高级职称,要么考博士,要么继续原地等待。内心的声音再次告诉我:“职称是别人评的,考试靠的是自己,学习是一个医生必需的积累。”于是,在本科毕业15年后,我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眼科中心,成了一名40岁的博士新生,再次师从马志中教授。

  博士课题,我再次挑战了难题,即用动物实验的方法获得自体片状视网膜色素上皮(RPE)移植存活的组织学证据。当时马老师就向我要了一样东西:那就是漂亮的组织学切片(其实这是该项研究的核心问题之所在)。要获得漂亮的组织学切片实非易事,首先要完成漂亮的手术;其次要对动物的精心饲养才能获得长期的观察结果;再次是组织标本处理要天衣无缝。这是一个全新的手术,除马老师在老年黄斑变性(AMD)的人眼上做过,无人在动物眼上实现过,所以在动物眼使用的手术工具都是我自己设计的。因为是组织移植手术,远期的观察结果才更具说服力,所以我的实验动物最长时间要观察半年。而最后一个步骤组织学标本处理更是挑战。实验动物兔眼的视网膜在标本处理过程中极易发生视网膜脱离,如果组织切片显示视网膜脱离了,就无法说明手术是否成功。所以在视网膜组织固定、脱水、包埋、切片、染色等每一个步骤都不能有闪失,而兔眼的视网膜标本是公认的难制作。为此,我翻遍了组织学书籍,搞清标本制备的原理,抓住组织固定、脱水和包埋的节点在实验室反复试验,经历了3个多月的艰苦摸索,终于解决了病理切片问题。

  任何一个科学研究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石蜡切片做好了,免疫组化还需要做抗原修复的难题又来了,抗原修复的条件和方法也需要一步一步摸索。此外,市面上能买到的抗体大多是抗鼠的抗体,我的实验动物是兔子,针对兔子的抗体很少。尤其我要用到的抗CRALBP抗体,这是RPE细胞的一种特异性蛋白,市面上找不到抗兔的CRALBP抗体,于是我求助了美国华盛顿大学的Sarri教授,得到了他的慷慨惠赠。任何一件事情的成功都不是靠一己之力可以完成的,这个实验也得到了李颖、马汀、吴建国、张陶然、李学民、张培等很多师弟师妹和北医三院眼科同仁的支持。我感谢那段时光,感谢周围的人对我的帮助和支持,博士期间的训练使我在科研理念、临床思维和手术技巧等方面得到了全方位的提升,并有幸毕业后留在了北医三院眼科继续我的职业生涯。我的博士论文也获得2008年美国ARVO年会国际旅行奖(2008’s ARVO International Travel Award)。上天的惠赠来自于坚韧不拔的坚持,耐得寂寞才能有所收获。

  科学的梦想

  虽然是一名临床医生,可我对科学研究却有着浓厚的兴趣。除硕士博士论文研究的课题外,我还曾做过晶状体计算机分析,较早开展吊顶灯照明下的巩膜扣带手术,研究过活体视神经示踪技术,建立了同种异体片状RPE移植的方法,参与了糖尿病防盲策划和中国眼外伤登记网站的建立。现在我在做视网膜干细胞移植支架的构建和眼科术中光纤OCT的研究。

  2010年,出于对电子视网膜人工视觉的兴趣,在何世坤教授的引荐和马老师的支持下,我申请到美国南加州大学做博士后研究。我的导师是电子视网膜发明者Mark S. Humayun。我去报到时,正赶上他们有一个美国加州防盲项目 (California Project to Cure Blindness, CPCB)遇到技术难题,即将载有视网膜干细胞的6μm生物膜植入到RCS大鼠的视网膜下。

  Mark给我的任务是首先建立大鼠视网膜干细胞移植的手术方法,其次是为电子视网膜假体植入技术设计手术工具。我再次接受了挑战,拿起纸笔自己设计手术工具,并在加州理工学院吕波博士的帮助下,制作出了一个小巧的手术“滑板”,将生物膜滑到大鼠的视网膜下,成功地解决了这一技术难题。同时,我还为电子视网膜假体的固定方法设计了多种方案,为后续折叠型电子视网膜假体的研发做了大量的技术积累。在美期间,我亲手完成大鼠视网膜干细胞移植2000多例,还参与了新型玻璃体切割器的研发和光合作用蛋白对视网膜安全性的研究。2012年,在我回国前夕,Mark特意请我到他家里吃饭,希望我回国后还能回来美国帮助他们完成FDA要求的GLP(Good Laboratory Practice)实验手术,这对CPCB项目能否进入一期临床至关重要。我对Mark说:“您放心,这个手术我已经把实验室的其他人都教会了。”Mark说:“不行,我要最好的!”

  于是,之后的两年,我多次回到美国帮助CPCB项目完成GLP实验手术。这也使得一些来自其他国家访问学者的不解:“为什么Mark放着我们这些身边免费的劳动力不用,偏要千里迢迢找Dr.Hu?”为此,Mark在一次学术会议期间把我叫到洛杉矶,让我和那几位访问学者“较量”了一把。我们每个人完成10只大鼠的视网膜干细胞移植,然后摘除眼球,以组织切片判断手术效果。结果高下立判。Mark在项目会上说:“这个实验的手术就中国的Dr.Hu做,别人不要做了!”

  我们实验楼的一位资深的技术员Gloria感慨地对我说:“我在这里工作了10多年,你是唯一一个毕业后又被请回来的学者。”我在美国帮助CPCB顺利地完成了FDA要求的GLP实验,使得这一项目成功地进入了I期临床试验,为此,我也感到由衷的自豪。

  光阴荏苒,又三年过去了,2017年3月,我在深圳再次遇到了Mark,他对我说,他们对视网膜干细胞移植研究正在向实用阶段推进,正在研究干细胞的冻存和运输问题。但是他们又遇到一个问题,解冻后的干细胞植入视网膜下后都不翼而飞了,不知道是细胞保存出了问题还是手术操作所致。Mark希望我再去一次美国帮助他们解决这个问题,否则下一步的研究方向无法确定。

  4月,我如约来到洛杉矶,听取了他们前面的项目进展报告,并对问题进行了梳理,分成几个对照组进行动物实验。2周后组织切片结果出来了,由我完成的手术,植入的干细胞全部存活。大家非常高兴,问题弄清楚了,我也把手术技术再一次传授给了他们的技术人员。后来,课题组的朱丹红老师给我发来植入视网膜干细胞的免疫组化照片,存活的干细胞完整无损且成片存活。朱老师说:“你是我们中国学者的骄傲。”

  现在,该项目的I期临床试验已经成功地为4位晚期干性AMD患者实施了干细胞移植手术,文章发表在2018年4月《科学转化医学》(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上,同时,干细胞植入后的眼底图像被作为封面刊发。

  有人建议我把美国参与研究的东西照搬回来就能在中国申请项目。可是我不想照搬别人的,我希望创造出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技术来。我相信我们有这种能力,我们也有这个责任。于是,2015年我来到了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因为清华大学拥有非常好的工科平台和掌握先进科技的人才,清华大学也希望打造出医工结合的硕果。在这里我找到了创新研究的合作者,我们一起探讨研发人工智能诊断、智能眼压传感器、视网膜手术机器人、眼科术中光纤OCT、视网膜干细胞移植支架和血管内皮细胞的应用等。

  现代科技的滚滚浪潮正孕育着一场新的技术革命,其对医疗技术与医疗模式的影响很可能是我们始料不及的。我们医生是医疗的践行者,但要想成为现代科技浪潮的弄潮儿,就必须不断更新知识、学习现代科技。也许是对工科技术的偏爱,我从图书馆借了很多书,也买了一些书,其中包括无线通信原理、射频通信、微传感器MEMS与智能器件、微制造与纳米技术、未来医疗等。学习是为了实现梦想,可是只有梦想那也只是一个梦,只有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前行,才可能使梦想成真。

  医者的初心

  回首29年的漫漫行医路,我经历过年轻时的迷茫,也经历过人到中年的豁然开朗。我感谢命运的垂青,感谢给予我帮助和指导的师长,也感谢我的患者。从医这么多年,我很幸运,即使是在医患关系如此紧张的这个时代也没遇到过什么医患纠纷。患者信任我,我也竭尽全力给予患者最好的诊疗、最完善的解释和最温暖的关心与安慰。

  从踏进医学大门的那天起,我的母校第二军医大学(现更名为海军军医大学)就培养了我仁爱、严谨、担当、不畏艰难的品质。记得在上海长征医院临床实习时,我们就把自己当做学徒,每天上班从抹桌子、拖地、打开水做起。为更多的得到手术锻炼机会,经常守在急诊室,通宵达旦参加急诊手术。我实习的时候正好赶上1988年上海甲型肝炎(俗称“甲肝”)爆发流行,我们参加了抗“甲肝”的全过程,记得我一个人最多时管76张床位(我的同学还有管92张床位的),那是一个小学校改建的临时传染病院,我们与病人隔离在一起。在那个寒冷的冬天,我们的意志和医学精神都得到了很好的锤炼。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海军总医院,刘蔼年和颜少明主任给予了我悉心的指导和帮助。他们对患者不分贵贱,全心全意关怀的高尚医德深深影响了我。记得一次夜里急诊我接诊了一位被刀砍伤的患者,无人陪伴,几近失血性休克。根本顾不上走交押金、签同意书之类的程序,我就以个人名义担保把病人带进手术室进行抢救,不但挽救了伤者生命,也挽救了他的眼睛。

  外伤是眼科的主要急症。这些年我诊治了各种各样的眼外伤千余例,有眼球被打爆的破裂伤,有爆炸导致的眼球穿通伤和异物伤,有车祸导致的视神经损伤,也有化学烧伤等等。在海军总医院时,曾有一位眼球破裂伤的眼球伤口达到了120度!也就是说,他的眼球有1/3裂开了,内容物流出,像个挤破的葡萄。经过我们精心缝合,将视网膜、脉络膜逐一还纳,后期又做了玻璃体手术。那个眼球挽救的很成功,植入人工晶状体后视力达到0.6!

  还有一位给我深刻印象的伤者是醉驾后车祸导致的视神经损伤。患者来时伤情严重,颌面部多处骨折并向后移位,粉碎的额骨已经被摘除,患者处于谵妄状态,意识不清,瞳孔散大。根据患者影像学和眼睛的检查结果,考虑患者存在视神经损伤。由于脑外科认为已经脱离生命危险,所以患者来到眼科。可是这样的病人,没人敢接收。我想我们是三甲综合医院,我们不治,还能谁治呢?这是责任和担当!经过讨论,我们收下了病人,对于这种病情复杂的伤者,除视神经损伤的治疗外,同时还要注意纠正电解质紊乱及预防应激性高血糖、胃溃疡等全身并发症。经过近两个月的治疗,患者才逐渐苏醒,半年后才完全恢复意识。最后当患者找我复查时,双眼视力0.6,视野检查显示双颞侧偏盲,这说明患者当时受伤时的撞击力波及了视神经交叉处,如果没能及时救治,就有双目失明的危险。

  到北医三院任副主任医师后,眼外伤救治仍然是我的主业,我要求下级值班医生遇到眼球开放伤患者时,不管多晚都要打电话通知我,我会第一时间赶到处理。因为开放眼外伤的一期缝合对于挽救伤眼至关重要。我们有责任尽力救治患者的伤眼,为他们挽回光明。

  医者父母心,一个没有慈善情怀的人是不应该从事医疗职业的。当面对病患时,医生的慈善与悲悯远不止是安慰。一次我到内蒙古通辽讲课,当地医生请我会诊了一位双眼视网膜脱离的患者。女孩只有26岁,一只眼已经没有光感,另外一只眼手术不成功,但尚存光感。为了仅有的一线光明,我建议她来北京手术,但是女孩的家庭贫困到连火车票都买不起,更负担不起手术费用。我的心情很沉重,回到北京仍久久不能平静。这个女孩的眼睛如果不能挽救,她这一辈子就只能在黑暗中度过了。为了那一线希望我们有责任帮助她。于是,我拨通了她的电话,告诉她来北京手术,往返的路费和医疗费由我来承担。那时我还在北医三院,当马志中教授和手术室苗金红护士长了解了她的情况后,免除了她的手术费用。我和马主任联手为她手术,成功地使视网膜复位,保住了她仅有的光明。

  这只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其实类似的情况并不少,对于经济困难的患者,只要是我们能减免的费用都会尽量减免。在清华长庚医院我遇到过一位年轻的男性患者,一眼失明,另一眼患有先天性青光眼,合并视网膜脱离。小伙子聪明、好强,靠在学校教授记忆法维持生计,是家里的顶梁柱。但更让人心碎的是,他的妻子患有脑瘫,他来看病时还要用轮椅推着生活不能自理的妻子。对于这样的患者,我们一路给他开绿灯,费用尽量减免。幸运的是,经过治疗,他患眼的术后视力还能达到0.3。

  帮助一个患者可能就是挽救了一个家庭,能够帮助需要帮助人,是我行医生涯中最值得安慰的时刻。当然,医生的能力是有限的,尽力而为、止于至善,怀着一颗悲悯之心行医施善,我很欣慰走上这样一条职业道路。

  学无止境  大爱无疆

  医学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记得实习的时候我的带教老师说过:一个优秀医生的成长需要勤奋加上时间。不勤奋学习、实践,只是空耗时间那只可能是庸医;有了学历但没有时间的积累,成为优秀的医生那还不到火候。

  一个优秀的医生既要有慈悲的情怀,又要有聪明的头脑和丰富的学识,还要有一双灵巧的双手。我很庆幸从学医那一天起,每一个阶段都得到了名师指点。但即使这样,也是学无止境。在我们学习的过程中,更重要的是要学会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只有这样,才会有机地整合知识、运用知识,才能在师父领进门后,独自前行,不断成长。

  在一个医生成长的过程中,还有一群不能忘记,而且必须感激的老师——那就是病人。医生对于他们是生命健康之所系,但是医生是在对他们施与救治的过程中,实践了知识,积累了经验,提升了技能,和发现新的研究领域。同时也为更多的其他病患带来了惠泽。所以,病患本身对医学的贡献是无比巨大的,对医生的成长也是功绩无量。我常对年轻医生说,我们对我们的患者要心怀敬畏和感激,他们也是我们的老师。

  行医的29年里,我接诊、治疗过的病人不计其数。他们来自四面八方,有着不同的语言和习俗,但他们有着共同的期许——就是获得光明的希望。这种期许是落在我们这些医者肩上的重托,也是对我们这些责任在肩医者的鞭策。

  于医学之博大精深,医者不可止于学,学而悟其道,方可成明医;于医学之厚德济世,医者须有大爱,大爱无疆,方能惠泽众生。